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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正辉瑞” 上演分手大戏 “品牌仿制药”的谢
发布时间:2016-11-30 10:23

海正的一封回应暂时平复了半个月来的外界质疑,但也意味着又一个中外合资共建品牌仿制药厂的美梦破碎。

2016年11月18日晚间,A股上市企业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正”)发布公告,针对此前上交所就媒体报道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瑞”)或从此前双方合资的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正辉瑞”)撤资的消息的四点质疑作出了回应。

面对层层紧逼的撤资质疑,海正最终给出了肯定答案,“关于‘辉瑞考虑撤资’的情况是存在的”,“本公司及辉瑞制药曾就辉瑞撤资等事项进行过磋商,截至目前辉瑞制药尚未就任何方案作出决定”。

公告承认,如果撤资将影响辉瑞与海正的业务合作,造成海正辉瑞业务减少、人员流失及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下降等不利影响,从而影响海正辉瑞的经营业绩。

而南方周末记者联系辉瑞得到的答复是,“对于市场传闻和上交所对海正公司的问询,辉瑞不做置评。”

“失败是必然的”

“失败是必然的,对我们来说没有半点稀奇,不过是早晚的事情。”一位资深行业专家感叹,双方合作走到这个阶段,甚至破裂,双方的理念冲突占到50%,执行层面要占50%。

2012年9月13日,海正药业与辉瑞公司合资组建的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正式宣布成立,这是跨国药企与本土公司在商业和生产上深入合作的里程碑式事件。作为当时中国医药企业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外界评论沸沸扬扬,但一开始双方都埋下了各自的顾虑和担心。

“四年前我就觉得会失败。”前海正药业的高管李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他参与了合作谈判,艰难的谈判过程和冲突让他记忆犹新。

据他回忆,双方在建立之初的动机就有很大差距。对海正来说,考虑不外如是:希望借助合资将以原料药为主的药企转变为品牌仿制药公司,并打入国际市场。其次,海正原有的销售体系老化,主要靠价格优势,希望借助合资公司拓宽视野,增强营销能力。此外,当时海正新厂房刚刚建成,有大量空余可以作为新公司的基础建设,而利用国际一流药企,无疑也能增加自己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辉瑞号称是全球最大的药企,地方政府的领导很看重这样的品牌。”李政说,地方政府对合作寄予厚望,期待能给浙江医药行业转型升级注入更多动力。

而辉瑞也有自己的打算。“辉瑞看中的是本土企业有一些外企不具备的优势。”据辉瑞中国的一位前高管透露,他们当时是想开辟与本土企业合作新的途径,因为跨国公司在二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市场没有本土企业有优势。

2011年时,一位资深医药分析师张宁参与过辉瑞当时的投资计划,他觉得辉瑞的苦恼在于,在中国多年,大医院已不在话下,但一直没覆盖到三线城市及乡镇基层,想借力突破。但辉瑞又确信,突破中国的基层市场不会是问题。那时候,辉瑞自己的销售队伍已经有六七千人了,在“自己去拼”还是“合资”上,他们选择了后者。

这符合当时的背景,为适应在华业绩增速的下降,外资药企的目光清一色都聚集到了基层上,一些巨头不得不采取“降价换市场”的战略来刺激销售的增长。

“一个美好的幻想”

但显然这是一条坎坷新路。

“我们内部也讨论了很久,担心文化、管理理念都有冲突,合规也不那么有把握。”据该辉瑞高管回忆,合作之前,他的下属曾去海正做过尽职调查——这是根据企业历史数据和档案及管理人员的背景、市场风险、管理风险、技术风险和资金风险所进行的一种全面深入的审核。但审核结果让他看到了“各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

可因为双方对合作都抱有希望,也相信合资公司会解决好已有问题,还是“想试试”。“但现在看只是一个美好的幻想。”他补充道。

按照约定,海正药业占股51%,主要负责药品的生产、新药的研发、报批,而辉瑞公司占股49%,负责营销体系的建立。据了解,海正药业总共有一百多个品种,注入海正辉瑞的就有七十多个品种,占自身比例很大。

“海正辉瑞的建立其实是一种去国有化的行为。”鼎臣医药管理咨询中心负责人史立臣说,虽然海正药企占据绝对股权,但海正辉瑞承接了大部分海正药业的销售事宜,在整个销售体系上其实“放手给了辉瑞”。在实际运作中,海正辉瑞的业务体系又演变为了外资化,而不是合资化。

这点李政很赞同,在他看来整个销售体系完全是辉瑞控制的,一开始海正辉瑞公司副总裁就聘用了辉瑞前销售总监陈文德,这导致海正药业的市场运作开始走外资企业的方式,销售成本极高。他记得,最开始还没有一个产品,海正辉瑞光销售队伍的建立就花费了一两个亿,并用高薪聘用了大量的人员,开销“大手大脚”。

“拿跨国公司的营销体制来做低附加值的仿制药是不可能成功的。”李政说。

人员变动也给合资公司带来了不少的影响。2015年5月底,海正辉瑞CEO肖卫红离职,7月1日,曾在辉瑞工作过22年的蒋世东重返辉瑞,担任海正辉瑞新任CEO。然而只有短短四个半月时间,11月中旬,蒋世东也选择了离开。2016年1月,辉瑞中国区原财务总监苗天翔被任命为海正辉瑞的新任CEO。一年内走了两位CEO,让人怀疑经营管理层是否稳定。

但这次海正公告回复称人员变动“均为自愿离职或因业务调整需要而调岗”,“海正辉瑞的经营管理层稳定,生产经营正常”。

最大的导火索源于一支抗生素。

2015年海正药业年均三个亿的净利润突然归零,引起业内轰然。之后,海正披露利润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原研产品特治星供货原因导致销售收入减少。

而特治星是海正辉瑞获得辉瑞独家供应最重要的一个品种。但2014年底,辉瑞解释,其海外工厂因生产过程改造暂停了特治星的生产,造成海正辉瑞2015年销售收入减少近10亿元。而2016年1至9月,特治星销售收入仅为0.27亿元。尽管,辉瑞在之后给予了海正辉瑞1000万美元的补偿款,但在业内看来,“完全是杯水车薪”。

不过,海正在公告中也辟谣,“特治星”断货与媒体报道的辉瑞拟撤资事项无关,但若未恢复供应,会对今年海正辉瑞的营收产生重要的负面影响。

跨国药企,何去何从

海正辉瑞的坎坷并非个案。在过去,已有多家跨国药企复制了这一模式,但亦复制了失败。

2015年2月5日,先声药业有限公司与默沙东(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发表声明,默沙东将退出上述两家公司在2012年合资成立的先声默沙东(上海)药业有限公司。而拜耳全球CEO也在2016年初表示,他们对滇虹药业OTC业务的整合遭遇困境。2011年,赛诺菲花费5亿美元收购美华太阳石后也以失败告终。

中外药企一次次想要结成同盟,却纷纷分手。

投资界的人显然更明白其中的逻辑。张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更像是跨国公司和本土公司在争夺中国市场,而根本原因是中国在面临选择未来医药产业的发展模式时,选择了与外企初衷相左的一方。

众所周知,跨国药企在我国享受了长时间的“超国民待遇”。随着改革开放,跨国药企刚进入中国时,政府为了鼓励外企把最新的药物带到中国,在药品定价时将仿制药与“原研药”区别对待,分开定价,给予“原研药”单独定价政策。而正是这一单独定价政策使得“原研药”在我国享受定价、招标等方面的政策优惠,一度被称为“躺着也能挣钱的黄金时代”。

而在大量原研药专利到期之后,跨国药企依然想延续这种待遇,希望和本土企业合作“品牌仿制药”,继续占领中国的药品市场,并压制本土企业。

这点也在时任辉瑞投资公司战略及业务发展部副总裁邵湘红的发言中证实,邵对媒体表示他们在2010年左右就开始考虑“品牌仿制药”的战略,希望扩大终端市场。

但无论是因为原研药的陆续到期、产品断层,还是政策环境的变化,以及中国本土企业的崛起,投资者都认为,“这类合资公司的失败几乎是注定的,国家不再会给予这些药超国民待遇了,国内企业也不再以经营这类药为荣。”

这样的结果与近年来中国医药产业变化有关,其中包括中国政府对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积极推进,对药品质量安全的全方位的整改,以及2015年底,国家卫计委等多部门启动针对外资药企原研药的“价格谈判”,表明期望通过“带量采购”的方式,大幅下调外资药企原研药价格。

另一方面,中国城市等级医院用药增长放缓,而县级和基层医疗市场开始上扬。根据中康资讯的统计数据,从2009年至2014年,我国县域等级医院复合增长率为24.6%,城市基层医疗市场年复合增长率为19.2%,农村基层医疗市场增速为9.4%。

“中国政府显然希望打造更多本土知名的仿制药企业,覆盖更多基层市场。”前述分析师说,政策扶持“国产”意图明确,外资药企的市场份额及定价区间都将受到显著冲击,优势锐减。

一些外企在吃了苦头之后重新改变了自己的在华策略。赛诺菲制药的一位前高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一次并不成功的收购后,他们放弃了利用本土企业拓展基层市场的想法,转而决定自己突破,设立了独立的基层医疗事业部,现在深入到了中国一千多个县,覆盖约2亿人口。

这是外资药企中第一个以独立事业部的形式走进县域市场的,当时还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以前都觉得外企自建队伍不划算,但现在看是走对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政、张宁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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